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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风易俗:政府可以且应该有为
[字号: ] 2017-09-07    阅读次数:304

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出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政府在移风易俗方面表现出更积极的态度。一些地方政府相继出台针对当地民间陋习恶俗的干预性政令,如禁止酒宴大操大办的“酒席新规”,遏制天价彩礼的“彩礼指导标准”,禁止产销和焚烧封建迷信丧葬用品的通告,等等。但这些规定每每都引发社会舆论批评,反对者认为民间风俗属于老百姓的私域,不在政府权力管辖范围之内,因为“法无禁止即自由”;政府干预属于“越权”“过界”,甚至涉嫌“违宪”,因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在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这一反对理由貌似具有无可辩驳的正当性,但如果具体分析却并非如此。

“法不禁止即自由,法无授权不可为”是产生于启蒙运动时期的一句法谚,其本意是严格区分公权和私权的界限,防范政府公权力肆意扩张而侵犯公民权利和吞噬个人自由。作为对法治精神的逻辑概括和理想式表达,它在推动人类社会法治文明进步方面功不可没。在今天我国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过程中,这句法谚尽管并未载诸我国法典明文,但其所宣示的法治精神,对我们推动简政放权、依法行政、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繁荣市场经济、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上同样具有启迪作用。

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法不禁止即自由,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句法谚是自由主义法学理念的高度浓缩。在政治哲学上,自由主义倾向于“小政府”无为和市场放任,这一逻辑的极化演绎会敌视一切政府行为,从而导致“无政府”极端放任主义的悖谬。因此如果不管具体情景将这句谚语绝对化,无条件地机械照搬和简单套用,则有可能变成妨碍和拒绝社会治理创新的思想桎梏,许多符合公共利益、必要的政府施政行为都可能因此动辄得咎而一筹莫展。

明代思想家王夫之认为:“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民间风俗作为人们集体沿袭的行为习惯,一直因时因地而生而变、而沿而革,随着历史、环境条件的变迁,一些原先习以为常的风俗习惯可能会显得不合时宜,沦为应该被纠正甚至废止的陋俗和恶俗。比如传统的丧葬习惯,在现代城市生活条件下,已经明显和城市环境管理的要求发生严重冲突,此时政府基于为市民营造更美好的生活环境而对其采取禁止措施,无异于顺水推舟加速社会进步,既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情感诉求,也不乏上位法依据,符合现代城市管理的法律要求。但如果仅仅因为这些陋习属于民间风俗就矫情地赋予其不容冒犯的神圣性,断定政府无权干预,显然既是对法治精神的粗暴简化,更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如果按照这种观点,今天中国还应该流行跳大神,一些地方还应该保留童婚习俗,女性还应该缠裹脚。

再以农村酒席和彩礼为例,这些习俗最初有乡亲之间人情维系和社会互助的良俗功能,但演变到今天,已经逐渐被借酒敛财、炫耀攀比的目的取代,沦为既耗费自家钱财又给他人造成沉重经济负担的奢靡恶俗。有媒体调查发现一些贫困地区农民每年随礼的礼金占到家庭全年收入的一半以上,正常家庭的人情支出甚至高于国家规定的贫困线五倍以上。如此之多的资金被用于吃喝而不是投入生产,这已经成为当地长期无法脱贫的主要原因。而恶俗陋俗又具有顽固的惯性,它对个人造成的社会压力会将每个人裹挟其中、身受其害但又无力自拔,即都是受害者又都是参与者。不送或少送礼金会没面子甚至遭到讥责,付出礼金的人要收回投入,必然也要办酒席,于是形成靠村民个体很难打破的恶性循环并愈演愈烈。在村民缺乏足够自治能力的情况下,此时政府出面以强制性的禁令遏制这一恶俗的蔓延,等于是在帮助众人解除一道他们自身无力摆脱的魔咒。在这样的情境中,政府对恶俗的干预,非但不是在侵犯公民权利,反而是在保障个人免于恶习强迫的选择自由。事实上,当这些禁令颁布之后,作为当事人的当地农民大都如释重负而拍手称快。

因此,政府积极干预恶俗陋俗,既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呼应了人民群众的心声,也并无批评者所谓的“不合法理”,可以说合情、合理、合法。更重要的是,这种社会治理方式还彰显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传统文化智慧的双重“中国特色”,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表现出足够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

首先,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要求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必须体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鲜明价值导向。政府在移风易俗方面的积极作为,正是在突出公共政策的价值目标,促进公共政策和道德建设的良性互动,有助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

同时,政府参与移风易俗,也是对中国传统治理经验的传承和发扬。注重对民间风俗的干预和匡正的“风俗之治”,一直是几千年来古代中国政治治理实践的重要传统,这一传统不仅体现在“广教化,美风俗”的儒家经典论述中,体现在士大夫“君子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的自我期许上,体现在统治者对“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的政治哲学信念上,更体现在历代循吏良牧在州县施政时厉禁当地“淫祀”“巫蛊”等迷信习俗、以及溺婴和其他婚丧嫁娶等陋习的治绩上,还体现在古代乡村社会借助宗族、乡贤等力量对地方良俗的维系上。传统“风俗之治”积淀的丰富智慧,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治理实践足资借鉴。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推动丧葬风俗革新,就吸取了一手厉禁陋习、一手导引良风的传统经验,在出台禁令的同时倡导以鲜花祭扫、树葬等形式来表达亲情、寄托哀思,不仅无损于传统丧葬文化“慎终追远”的精神内核,还远比烧纸等旧俗更具美感,更容易得到年轻人的认同,反而更有利于传统文化价值的代际传承。

民间风俗与政府之间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雷池之界,依法治国和移风易俗之间没有牢不可破的法理屏障。对那些明显与时代价值相悖、于公共利益有损的陋习恶俗,政府之手不仅可以有为,而且应该有为、必须有为,绝不能怯于物议而不敢担当、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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